苏轼,一个愈被贬愈旷达的传奇

天下苏氏信息平台 2018-11-14 08:24:17

苏轼,一个愈被贬愈旷达的传奇

周巨龙


  提起文字狱,许多人会立即想到清朝康雍乾期间最为惨烈,三朝中有据可查的文字狱就有159起,其中特别著名的是我的乡贤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愤慨于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而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案,我的另两位乡贤方孝标与侄孙、桐城派鼻祖方苞也牵连其中,被斩首、流放、挫骨扬灰的多达数百人。但一些人不知道的是,早在此六百多年前,大文豪苏轼也曾经历过一起文字狱而被贬,史称“乌台诗案”。


  提起苏轼,许多人会立即想到雄浑豪放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和达观超脱的“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其实,这两首词分别为苏轼一贬、再贬之后所作。


  1037年出生的苏轼19岁时首次随父从四川眉州眉山来到京城开封,很快便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声名鹊起,21岁时中进士,不久却遭遇母亲去世,只得与弟弟苏辙随父回乡奔丧,三年期满后还京,参加“三年京察”,开始在政坛上有所建树,不料在还朝登闻鼓院不久,一代文学大家、苏轼老父亲苏洵亡故,苏轼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政治思想基础是“民为邦本”,王安石则要强化皇权。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受到王安石排挤,便自请出京任职,1074年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1079年43岁时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文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他们开始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寻找珠丝马迹。其实,文以载道,文章诗词自古便与政治密不可分,只谈风月不谈政治是很难的,也不符合真正文人的风骨,断章取义地摘几句有反意的文章诗词还不是易于反掌?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苏轼最主要的“罪证”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以《山村五绝》为例,“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认为是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被认为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汉代御史台外柏树上多栖有乌鸦,故御史台又称乌台,苏轼的案子便叫做“乌台诗案”。因宋太祖赵匡胤年间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加上王安石与苏轼虽政见不同,但文人惺惺相惜,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算没有被杀头。但死罪既免,活罪难逃,苏轼坐牢103天出狱以后,被降职为并无实权的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


  被贬职,难免一时间心灰意冷,此乃人之常情。苏轼1080年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这期间苏轼作了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可以窥见其惊魂未定,凄冷孤高。


  所幸的是,这段经历成就了“东坡居士”,更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大转折点,造就了傲视千古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具体地说,苏轼至黄州的第二年申请了城东一块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为排解心中郁闷,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那奔腾千里的大江波涛和群雄逐鹿的三国豪杰给了他力量与振作,促使他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迅速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但苏轼的再遭贬谪已是偶然中的必然了。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据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苏轼一日退朝,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王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并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太天真了,而天真与幼稚往往是一对孪生姐妹,他的举动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至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一党不党,一派不派,何以立足?于是又遭诬告陷害,只好再度自求外调。1093年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1094年,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瘴疠不毛之地的岭南惠州安置。


  因为再次被贬,苏轼便进一步有了豪放豁达、随遇而安的顿悟。在借住惠州嘉佑寺期间,苏轼写了一篇只有113字却记述了生活态度根本转变为洒脱旷达的《记游松风亭》。苏轼游览中,感觉脚力不堪疲乏,想到树林里休息。却看见松风亭的屋檐还在树林的远处,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后来转念又一想,突然有了体会:“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是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苏轼便一下子有了顿悟:“由是如挂勾之鱼,忽得解脱。”好比上钩的鱼儿,忽然得到解脱,在水中纵游,该是何等的自由洒脱啊。苏轼进一步说,如果人能悟解到这一点,即使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战鼓如雷霆,既然“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反正要死了,那么“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这是一种对一切,乃至生死的看透,还有什么可羁绊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因为随遇而安,苏轼很快便找到了新乐趣。他在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作久居之地。他作《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结句“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被很多人延伸为哪里没有好姑娘,其实在彼时的苏轼看来,“枝上柳绵吹又少”喻指境遇每况如下,但是,天下哪里不是美好的家园,哪里不可以安身立命呢?这是将游松风亭“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的顿悟以凄婉的韵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炼地概括出来,更具佛理禅思。苏轼在惠州,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的科技介绍到这里。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享受,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而在二度自求外调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期间,曾率众疏浚西湖,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作为标志,形成“三潭映月”的景观,又把挖出的淤泥筑成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的“苏堤”,留给我们“苏堤春晓”。并在此期间,发明了让人馋涎欲滴的“东坡肉”。


  但有的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据说,昔日好友如今政敌却又当政的章敦看到了苏轼的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汹涌的琼州海峡那边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彼时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此时的生活虽然比黄、惠二州更苦,但苏轼就是苏轼,他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很快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大力办学传播中原文化,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遇宋徽宗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在儋州有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轼”的原意为车前的扶手,苏洵为苏轼取名“轼”,取其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之意。但苏轼在默默无闻方面却走向了相反,名动朝野全国,而且应了“轼”的另一层含义:忍辱负重。饱受多次被贬之苦的苏轼1011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大赦北归途中的常州,与乌台诗案竟是同一个日子,更与其早夭的幼子苏遁担着同一个祭日,让人唏嘘不已。


  苏轼不仅政治上受挫,生活上清苦,而且妻妾孩子的变故也让苏轼的心屡屡滴血。19岁所娶的妻子王弗在27岁时即去世,留下幼子苏迈。10年后,苏轼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怀念王弗。苏轼再娶妻王闰之在46岁去世,留下两个孩子苏迨、苏过。苏轼50岁时,侍妾王朝云所生幼子苏遁不满周岁而卒。苏轼嚎淘:“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苏轼60岁时,34岁的最为知音的王朝云去世,苏轼曾作《西江月•梅花》一词哀悼:“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还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并亲手写下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的旷达豪放之中,又蕴含多少酸楚!


  我们的一生被太多的钩挂住了,名是钩,利是钩,欲是钩,虚栄是钩,挫折是钩,痛苦是钩,屈辱是钩,乃至一个职位,一个级别,一个证书,甚至上司的一个眼神,别人的一句评价,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钩。因为对欲望的执著,我们被钩得紧紧的,被缠绕得纠结烦恼痛苦,却欲罢不能。但苏轼挣脱了这些钩,成为一尾畅游的鱼儿,始终保持着岸然的人格,养护着淳至的精神。

  从繁华的京城贬到孤寂的黄州,再到垂垂老矣先贬到蛮荒的惠州,再贬到跨海的徼边之地儋州,从彷徨到顿悟,从追逐庙堂之高的豪气干云到“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的随遇而安,上帝为苏轼关上了一道门,苏轼自己却打开了一扇窗,愈挫愈坚,愈困愈洒脱,在文章诗词书画的天地间纵横捭阖,疏狂浪漫,雄放恣肆,而又多愁善思,理趣盎然。他以诗为词,将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并开创了苏辛豪放词派的先河;他的文章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他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的绘画同样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苏轼,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又是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楷模,一个愈被贬愈旷达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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