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长城的文化检讨

左氏春和 2019-01-07 05:39:28

 

 

 

起长城,在大多数国人心中是一种很深的民族情结。在长期主流文化的强力嵌入中,长城已经成为与民族精神紧密不可分开的符号,甚至已成为民族的代名词。于是我们总是在骄傲地提起长城,尤其在洋人面前,似乎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国之利器。今年以来,关于“重新评选世界七大奇迹”的娱乐闹剧,再一次戏弄了一把国人的长城情结,结果屡试不爽,竟然有这么多人热爱着长城,佑护着长城。像义和团固守着自己的长矛,并固执地认为,这长矛是祖宗留下的宝物,一定能打败洋人的长枪长炮,能保卫这一统的广袤国土。且不说“七大奇迹”评选的商业动机和娱乐效应,单是国人对于此项活动的敏感和热衷,使我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文化进步、变革的艰难,一种文化只能在平面上打转,很难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因为长城这种文化符号并未能叩醒那些热情中的灵魂,一种泰山般的力量横亘在通往现代化的路上。现实中,我们祖先留下的长城已不再是崎岖在崇山峻岭之中的东方巨龙,而是横卧在民族心理深处的文化大虫。许多人的想象和创造到此为止,它似乎已成了一种文化的疆界,为此,我们无法不重新思考长城,叩击长城。

 

一、长城的权力幻象

 

长城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当古希腊人开始建立城帮政体时,秦始皇创立了他的中央集权。古希腊人不断地发出天问,认识着自然,讨论着民主的时候,秦始皇们开始了他修筑长城、统一天下、专制统治的浩大工程。古希腊人的思想影响了世界,带给了人类自由与欢乐,秦始皇们的丰功伟业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他的专制文化已成为烙在民族心理深处的胎记,至今剥之不去。我们无可怀疑地承认,秦始皇修建长城时并没有太多复杂的原因,动机也纯,他可能确实想用它来阻住外敌,保护国土。然而,当初在没有现代国家概念的时代,秦王心目中的国土也仅仅是家土。也就是长城之内的大好河山全部属于秦家天下,其中的庶民也都是他的子民,每一个个体的人不具有什么权利,唯一的是听从秦王的号令,每一个人都相信正是秦王在养活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正是出于这样单纯的动机,首先我们看到了修筑长城,也像是修建一个院落的围墙,以此造成客观上和心理上的封闭和安全认同。千百年以降,我们的古城市都会有围墙,每一个县衙也都有高墙,小到一家一户也都离不开用围墙与外界区别开来。也就是长城和所有的围墙一样,矗立在那里,是对于外界的一种无声的拒绝,因为围墙之内有一个强力的家长。其次,长城的修建也寓示着圈在其中的人民必须服从一个家长,且不可随便越过这条疆界。在一个统治手段极其原始的时代,也许修一条长长的围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要关在墙内,每一个子民任其家长打骂、摧残,也无法外逃,似乎家里的事情可以在家里解决。这样,有长长的围墙,外不能进,里不能出,家长确实是为了自己的管理和统治方便,在此,要苛求古人的现代意识显然不近情理。第三,除了防御的现实功能之外,秦王此举是在强调他的统治区域。然而,亚当·斯密说:“一个伟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唯一的目的是养活国家的消费者,让他们从不同生产者的商店里买到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可是秦王的帝国不会考虑这些价值取向,范围之内皆属家产,范围之外无关痛痒。范围之内必须附首听命、任意奴役,范围之外则鞭长莫及。于是便有了为这区域的划分而进行了千百年的各种争战,每一个区域的稳定便是靠无数的白骨和鲜血融筑而成的围墙。

 

然而,这世界上最长的围墙能挡得住外敌和关住本国的子民吗?从两千年的历史看,显然无法达到设计者的目的。不但无法挡住游牧民族的骚扰,更无法阻挡清兵的猎猎旌旗和日本人的滚滚铁蹄。一次次战争的风云,长城已成为民族无法触摸的伤口,连当初修建它的人也难以想到他的权力宣示竟是如此脆弱。所以说,长城仅仅是一种权力幻象,虽然未能起到现实中的作用,但他却是设计者权力意志的宣泄。“我越来越相信,人是一个危险的动物。权力这东西具有腐蚀性,不论大小,都像是坟墓中的呐喊一样贪婪。任何为什么的权利辛勤奔走的人,一旦被赋予权力,就会醉心于追求政府的特权。”(阿比盖尔)长城虽然未能挡住外敌的侵略,但却深深地锁住了国人。经过千百年来的驯化,国人已经愉快地接受了这种权力笼罩,并心甘情愿地为风雨飘摇中的它拾砖捡瓦,进行修复。不知道这是长城的魅力还是国人的不幸,长城送走了唐宋明清,今天又迎来了新世纪的阳光。然而阳光下的人们又膜拜在这种权力的幻象之下,不但为它大唱颂歌,还要为其挺身而出。叩首长城的人们不觉中已经参与了循环不已的权力盛宴,而唯独听不到长城脚下每一个冤魂的呐喊。历史上的每一个帝王都需要这样的长城,尽管它并未能带来军事的安全,但是心中恶魔一样的权力意识驱使他强化这种修建。修建的过程也便是加强心理自慰的过程,有一百种理由告诉你这是人民的需要。权力改变人民,但人民未能改变权力。权力借长城而幻想永固,但人民未能借权力而跨越长城。两千年过去,长城未倒,成为一种象征,一种文化,一种植根在民族血液中的挣扎。群峰之上的长城又当选为世界奇迹之首,不知是幸运还是悲哀?是褒奖还是嘲讽?是赞美权力还是拒绝未来?

 

二、长城的文化焦虑

 

长城是什么?长城已经不是砖石垒起的高墙。长城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中国式的专制文化,一种奴役和驯化的符号。长城出自秦始皇们之手,秦始皇是什么?他不是雅典议长,也不是“五月花号”船长,他给我们的是一项专制主义的杰作。这杰作未能发挥军事作用,但有着强大的文化力量,裹挟着镣铐穿越了两千年时空,形成了独特的长城文化。我们无法不深深地震慑于这种文化的作用,不但使专制文化有了千年的传承,还把每一个国民的信仰席卷囊中。多少年来,长城已成为我们仰望的圣典,它超越了使康德敬畏的星空,为了仰望它我们不惜把生命的价值踩在脚下。托马斯·潘恩说:“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也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任何例外”,然而“在专制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秦王毫无疑问地就是秦国的法律,直到现在,关于长城文化的宣扬更是喧嚣纷纭。虽然每一声喧嚣之下都掩藏了文化目的,但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繁华之下的危机。首先是国家在场的文化认同。在各种国家仪式之中,长城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文化符号,这是国家公共权力信仰的一种直接表达。在强化这种文化元素的过程中,长城文化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取向潜藏在其中,从而达到一种民族主义的逻辑认同。在此,我并不反对重彩描述传统文化元素,只是过于放大它的效能越显露了我们文化的苍白,和无力走向未来的勇气。我们似乎举起长城就能压倒欧洲的文明和美国的民主,孰不知动作之间是一种愚昧的自恋。长城符号的滥用又更多地表现为民族想象的贫乏,似乎我们的一切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到长城而止。而这种文化符号的强化使用,在当今并未能达到长城的原始意义,更多地可能促成一种反向作用。其次是国民的长城狂欢。民众文化与国家在场的长城文化有着天然的族群血缘,在没有进行过个体启蒙的现代族群依然是“合群”的盲点。只要有职业星火点燃,便会有激情燃烧的狂欢。这种“合群”的狂欢中没有理性,没有判断,没有民主,只有迷狂的崇拜和服从,只有甘愿叩首的匍匐爬行。这是文化的长期结果,国人在这种文化中是多么温柔可爱。这是一个庞大的羊群,它的数量与它的力量不能成为正比,这个羊群只顾低头吃草,习惯成自然,而不再去考虑背后的皮鞭。三是长城文化的宗教化倾向。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毒素,宗教化的特点是使之神圣化,不可怀疑,并有众多的信徒为之献身,哪怕再经历千年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和鼎新。这种宗教化正在通过国家认同和个人信仰之间的焊接而固化,并使这种长城图腾在每一代人心中生根发芽。虽然,当下的这种文化狂欢尚未以正式的宗教名义进行,但群众性的长城活动和民间仪式正在打破与国家政治意义之间的区隔,民间立场的文化意义正在淡化、退场。

 

其实,无论是公权力的文化描述,还是民间意义的元素依懒,都反映了一种文化的焦虑问题。毕竟,这已经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民族,长城再高、再长也无法阻挡清新的西风。西风吹到围墙之内,毕竟会刺激人们的神经。在感到西风清爽的同时,又不愿承认墙内凝固已久的空气,于是有人说关紧门窗吧,以免着凉感冒。由此可见,一种文化的深度紧张开始出现,在民间盲动和公权助推之间,我们看到了一种幽灵,一种被西风吹得发抖的迷恋专制的幽灵。这种文化焦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的渴望,一些人与其说是保卫长城,不如说是在保护心中的渴望。然而,无论如何,一种多元文化的价值场域正在逼近我们的文化长城,硬性的文化冲突显然已不是时代的主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在碰撞之中的融合、交流与妥协。在长城文化的焦虑中,我们应该澄清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科学取向。长城文化带给我们的肯定也不是科学、民主和法治的传统,它在文化上是儒教的结晶。它虽然有时候让我们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激情式的宣言,但宣言之后便是自身的底气不足导致的肌体疲软。因为这种文化的直接结果是泯灭了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消除了每个个体之中的创造性权利。但是长城文化给我们造成的创造消解是极其隐性的,因为“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沃尔特·李普曼)。孟德斯鸠在18世纪便告诉我们:“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需要恐怖。”所以,当我们抢救长城文化的时候,是否还记得秦始皇为了建造这文化而燃起的焚烧异端的烈火。当我们追求民主与科学、自由与法治的时候,为什么又举起千年传承而来的暴力文化、恐怖文化的火炬?

 

三、长城的制度检讨

 

长城的确是一种双重符号,一方面是国家的强力宣言,另一方面则是暴政的产物。更多的时候我们认同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现在登临长城的国民游客中大多是一种“合群”的“集体”的自豪,似乎为这灿烂的文化,或是为这民族的智慧,这是教科书取得的效果。但已经很少有人在登临长城时聆听孟姜女的哭声,那可是长城夺去了她心爱的丈夫时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时光虽经历两千多年烟云,这哭声并未因长城上空的彩旗而中断,并未因歌舞升平而安息。秦始皇留下的长城更是一座政治遗产,一座专制政体的纪念碑,但这碑下是成千上万的游魂,他们徘徊在长城周围,他们那无形的游走并不仅仅是千年的控诉。首先,它是历史对今天的警示。因为社会的进步是一种试错的过程,而并非是逻辑的结果,历史常常是反逻辑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已经无法再去声讨秦王的暴虐,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声讨着暴政而去建设文化暴政,或者用文化暴政继承历史暴政。这是我们一直未能冲破的文化怪圈,因为专制文化的结果是奴性多于宽容,破坏多于建设,复辟多于创新。

 

其次,它是历史价值的坚守。历史价值不等于科学价值,但它的意义在于历史的不可涂改。也许,当时的长城文化形态是超越理性的,继而演变成一种政治信仰,它像国旗一样不接受追究,不接受怀疑,它唯一要求的便是服从、接受和信奉。这便是历史形态的价值偏见和自我陈述,以此看来,历史是诚实可爱的,只是我们扭曲了历史,利用了价值中的否定。三是这种政治迷幻造成了精神气度的消散。赫胥黎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虽然这是赫胥黎对娱乐化时代人们的告诫,但处于长城文化语境的人们更需要这样的声音。长城的政治符号中,只镌刻了鲜花和掌声,唯独缺少了质疑、否定、批评的在场。

 

这里的长城已经承担了过多的历史涵义和当下诘问,这是文化的晴朗而不是制度的阴云。当初秦始皇建立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复杂了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又促进了这种政体的发展。在儒家的反作用下,秦始皇与长城的象征性意义不容质疑,所以,从我们文化开始的地方已经与民主、科学分道扬镳了。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说:“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好事,而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忍受的祸害。”潘恩还说这种祸害是我们亲手提供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秦政府肯定不是世界上的好政府,他的人民当年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祸害,然而,长城正是被遭受祸害的人民亲手修造的,坟墓也是自己挖就的。在这种制度追随和选择上我们能仅仅归责于秦政府吗?我们不是亲眼所见那么多人热衷于这种制度依赖,怎又能埋怨两千年之前的古人。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制度中根本不会有个体权利的伸张,也不存在个体的“我”,唯有一种服从国家主义的终极目标。这里更不会有什么生命的价值,对于每个个体的生命来讲,他只能是支撑长城脚下的砖石,而没有争辩和享受阳光的机会。儒家会用另一种说法告诉你,说这是融于集体的最佳方式,从中可以改变个体的渺小价值。如果“在民主政治下,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孟德斯鸠)。但长城文化不是在民主政治下,而是在秦王的专制社会里。在专制社会里,历史告诉我们,皇帝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全部的国土都是皇帝的土地,融于这样的集体,便是融于皇帝的家族。长城文化中的国家概念与洛克告诉我们的不同,它是超越于自由人之上的东西,是使每个人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义或神灵。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文化基因里都无法没有长城。长城不但是我们的文化胎记,还是我们血液中无形的元素,更是每一个人心目中难以越过的山峰。然而,对于每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国家只是自由人的集合,我们为了自己的幸福建立了国家,并把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委托给它,让它成为我们谋求幸福的工具。“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可能,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的同时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他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公民”(托马斯·潘恩)。在民主政治和启蒙文化的语境中,我们自然需要再探讨长城,只是我们必须要有面对历史真相的勇气,更需要真正认识长城的理性和智慧。群峰之上,晚霞映照之下的长城,可能是美丽的,但我们的想象应该向更广阔处伸展,因为我们的心灵——没有了束缚的心灵能够放飞无穷远。长城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让我们的情感极其复杂的文化。文化创造力量,可能是正的引领,也可能是反的教训。赫胥黎说:“新的真理的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当我们在修复长城的时候,在为其胜选“七大奇迹”之首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进行我们的文化迷信,是否在预言长城的文化命运。

 

 

2007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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