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常识】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

穆大 2019-01-10 14:53:15

                                                                                                   

      爱国是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是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伊斯兰教一向认为“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这一理念给各国穆斯林规范了道德原则。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爱国主义都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对祖国的感情,是可以具体化、生活化、大众化的;凡是有益国家的行为,都是爱国表现。


      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亲人的眷恋,对创造美丽家园的祖先的崇敬。中国人的爱国情也萌生于对祖国壮丽河山的依恋,对祖国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钟爱。中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不仅涌现出了无数爱国英雄人物,而且从爱国实践中升华出砺志报国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秦之际,就已出现爱国的观念和爱国思想。《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也有“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爱国者,他的《离骚》表达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思深广的爱国情怀。岳飞的“精忠报国”,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曲曲慷慨之词表达了中华民族忠于祖国的磅礴正气。郑成功依靠高山族人民打败荷兰殖民者,使沦陷三十八年的台湾回归祖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禁烟抗英,在抗击斗争中视死如归,以身许国。这些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反对分裂倒退中发挥了铸造“国魂”和“民魂”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倡导自己的公民弘扬爱国的传统,因为爱国主义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资源,关系着一个民族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意识也是我国回族穆斯林的传统美德,先知穆圣“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教诲,将爱国意识提高到了信仰的高度,并告诫我们在爱教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又说:“你们热爱祖国,应像鸟儿眷恋自己的窝巢一样。”哪一个鸟儿希望自己的窝巢支离破碎?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只有国强,才有民富,只有民富,才有教兴,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古往今来,中国穆斯林一贯坚持爱国爱教的基本准则,谨记圣训教诲,把爱国爱教作为固本强基的立教之本,保持与祖国共存亡的中华民族气节,在祖国发展和危亡的紧要关头留下了许多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涌现出无数忠贞不屈,彪炳千秋的穆斯林英雄儿女。

元代有最杰出的赛典赤·赡思丁,治理云南六年,政绩卓著,他关心各族人民疾苦,兴修水利,发展文教,至今仍为各族人民所景仰。

明朝回族将领常遇春,胡大海,相传有“十回保朱的传说”,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还有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海瑞,甲午之战回族总兵左宝贵与日寇殊死搏斗,他的英名流芳百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对德作战,为外人所耻笑,而回族军官马毓宝愤而加入法国外籍志愿军团,任联军指挥官,因战功卓著受奖,最后成为欧州战场牺牲的第一个中国人,孙中山为其题辞“黄胄光荣”。

回族青年马骏,郭隆真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献身救国救民运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年抗战时,回民支队“母子两代英雄”—马本斋的事迹传遍了华夏。

      这些爱国仁人志士是爱国爱教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们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写下了自己浓重的一笔,也是我们穆斯林爱国爱教思想和行为的代表典范,他们的事迹展示了中国穆斯林忠诚于国家的历史事实和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伊斯兰教是普世的宗教,但每个穆斯林又都是有国籍的,都要遵守各自国家的法律,服从所在国政府的领导,一个好的教民首先是一个好的公民。

      《古兰经》说:“你们当服从真主,服从圣人,服从你们之中的执政者” (4:59),所以爱国就要讲团结,爱国就要建设美好家园,爱国就要服从政府,爱国就要守法践约。我国是法制国家,穆斯林遇到突发事件要“理智一点,克制一点,法制一点”,不能让个别“文盲、法盲、教盲”损坏穆斯林形象。更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们的爱国热情还应表现在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尽职尽责,做好每一件事,做好自己应做的事,那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将会指日可待。


      建国伊始,我国政府就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60多年来民族政策体系更趋完善,更加符合我国国情,我国政府在财政,金融、税收、对外开放、人才培养、资源开发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帮助和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设立少数民族发展基金,组织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实施对口支持,保留少数民族乡镇建制等等,几十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任何企图挑起民族争端和仇恨,破坏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言行,是不得人心的,是违背各民族爱国爱教穆斯林群众共同愿望的,也与民族宗教毫无关系,他们的卑劣行经严重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其终究不过是我国各民族共同谱写的繁荣发展曲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不会影响整个民族团结的大局。社会稳定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只有维护好民族地区的稳定,才能让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事实证明,今天的中国,已如腾飞的巨龙,令世人瞩目,这正是“尊严来自实力”,著名伊斯兰学者包尔汉曾说:“应该以我们生在这伟大光荣的祖国而骄傲,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爱护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穆斯林一定要坚持爱国爱教的政治观,增强忧患意识,“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为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伊斯兰教教义学说体系中包含许多强调服从、崇尚忠诚、褒扬爱国的经训,穆斯林除了服从真主和使者,还要服从主持社会事务的人。《古兰经》指出:“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3:103)“圣训”讲:“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这些闪耀着理性光芒的宗教思想经过历代回族思想家的阐释和发扬而植根于回族穆斯林的心灵深处,使爱国成为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崇高道德追求。

      “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这本是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一,而在回族伊斯兰信仰法中,它得到了升华,更成为当代回族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中的绝对主流共识。在中国的清真寺中经常可见的一类牌匾、条幅就写着“爱国爱教”。这也充分显示了回族是一个由双重文化塑造形成的共同体这一文化特征。没有中华文化元素,回族很难与阿拉伯人、马来人、印巴人等族群的穆斯林相区分;而缺少伊斯兰文化元素,回族又很难与国内讲汉语、恪守汉文化的民族相区别。

      在古代,回族的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忠君思想。按照刘智、王岱舆等回族思想家的解释:“君者,主之影,忠君之所以忠主也”“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二是认同和遵循“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回族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民族政权,历来以中央王朝“编民”的社会政治身份存在,在国家政治参与方面完全从属于统一的政治结构体系,回族个体成员的政治行为模式完全融汇于传统的士绅社会结构之中。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和人民,许多回族有识之士痛彻地指出,列强欺凌、杀戮中国人的时候不会区别谁是哪个民族,因此,国人也一定要努力消除民族和宗教界限,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在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中,以丁宝臣、保廷梁、王静斋、唐柯三和马福祥等为代表的许多进步回族知识分子和政治人士,组织创办了《正宗爱国报》《醒回篇》和《月华》等著名报刊,阐释回族伊斯兰文化中的爱国思想,提出了各民族“同国如同舟”“保国即保教”“爱教不忘爱国”“国强则教兴”等观点,号召回族人民“专其心力挽救危局”,使回族人民将国家荣辱兴衰与本民族前途命运有机结合的自觉性空前提高。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五族共和”思想使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得以重塑。


宁夏银川市西关清真寺

      回族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一如他们的伊斯兰宗教认同一样。即便在晚清回族起义过程中,回族在反抗清政府统治的同时仍坚持着“争教不争国”,即不谋取皇权,只争取信仰的权利,在国家认同的范围内寻求与统治集团的和解,并始终贯穿于历次起义之始终,这一点从马化龙、白彦虎、杜文秀等回民起义的领导人一再请求招抚的委曲求全思想中可以看出来。


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扁



      回族伊斯兰信仰法中爱国爱教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总体而言经历了唐宋元三代的萌发和积蓄,明代形成“忠主顺君”思想,清代衍生出
“争教不争国”思想,民国兴起“救国救教、国教并兴”观念,直至当代发展为“爱国爱教”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爱国主义的情感是各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健康的情感,但把爱国理念提升到信仰来看待的,却十分罕见。尤其是在清末朝廷丧权辱国,官吏贪污腐败,政治极度黑暗的情况下,回族在受到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屠杀、驱赶、迫害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当时,代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但不爱自己的这一群臣民,而且严重伤害他们的情况下,回族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国家吗?回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并且以卓越的表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近现代以来,每当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回族儿女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抗击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不知有多少回族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定海保卫战中阵亡的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天津大沽炮台上战死的爱国将领沙春元。近代著名学者金吉堂在《中国回教史研究·清代之回回》中说:“光绪甲午,中东之战,左宝贵殉国平壤。庚子年,马福禄、马海晏捐躯北京,皆以忠烈震当时。”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有英勇牺牲的马骏、郭隆真,在抗日战争中有威震敌胆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以及被敌人逮捕后绝食牺牲的他的母亲,在青史中留下了“母子两代英雄”的美名。还有许多回族的爱国志士,为国家、为人民舍生取义,这充分说明“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回族人的一种爱国理念,而且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他们的行动纲领。


      历史上,回汉知识分子和政治、经济精英为协调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即信仰文化与世俗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族知识精英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对教义进行发扬,借助皇权和国家力量保护信仰,正是一种对伊斯兰文化的保护性策略。回族的多种应变性策略为其在不同的王朝寻求自身的发展,以及同其他民族的互动提供了社会保障。作为在中国大地上生活了1400多年的回族,对国与教的珍爱和认同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不可割舍的情结。回族普遍认为,各民族“同国如同舟”“保国即保教”“爱教不忘爱国”“国强则教兴”,国与教须臾不可分开。回族是中国的民族,回族伊斯兰法文化与回族其他文化一样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回族与其他民族团结合作、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和谐相处的前提。回族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相容并存、和而不同的生存状态说明,文明本身并不冲突,冲突的是拥有了文明,而又以偏执的思想去解读文明,并打着文明的旗帜,借助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力量推销自身价值观的人们。


      正是由于回族伊斯兰法把爱国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崇尚爱国爱教,形成了回族这个热爱祖国的民族的爱国灵魂。回族在祖国的发展中进步,在祖国的强盛中富裕,在与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中展示着自己平凡而丰富的当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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